人物簡介
白居易（772年－846年），字樂天，唐代中期最具影響力的現實主義詩人之一。其詩風平易近人卻直指社會核心矛盾，一生歷經仕途起伏後晚年趨向佛道避世。本報告透過分析其文學創作、政治建言與人生選擇，解構其INFJ型人格的深層動機與內在衝突。
MBTI性格分析
白居易的性格類型為INFJ，即「提倡者型」類型， 從「新樂府運動」發起人到「香山居士」的理想主義與現實掙扎
性格維度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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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向 (I) / 外向 (E) 中度內向傾向
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並善於社交（如發起新樂府運動、與元稹唱和），但其詩文多聚焦內省與孤獨主題（如「獨坐黃昏誰是伴」），能量來源明顯指向內部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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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感 (S) / 直覺 (N) 高度直覺傾向
擅長從具體社會事件抽象出系統性問題（如《賣炭翁》揭示宮市制度弊端），創作強調「文章合為時而著」的象徵意義而非細節描寫，展現對未來趨勢的洞察力（Ni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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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 (T) / 情感 (F) 明顯情感傾向
决策强烈受价值观驱动（如《與元九書》主張「唯歌生民病」），批判時政時常以百姓疾苦為情感支點，但後期為官時展現出務實的邏輯調適（Ti第三功能發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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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 (J) / 感知 (P) 中度判斷傾向
早年通過《策林》等文章系統提出政治改革綱領，生活嚴格自律（記錄每日功過的「功過格」），但貶官江州後逐漸接納生命不可控性（P側面顯現）
INFJ核心特質體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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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主義的社會改革者
主導功能Fe驅動其以「救濟人病，裨補時闕」為創作核心，強烈渴望通過詩文影響社會制度（Ni視野），但現實阻力導致理想與實際成效間存在落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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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共情與道德焦慮
對《觀刈麥》中貧婦、《琵琶行》中歌女等邊緣群體的精細心理描寫，展現非凡的情感滲透力，同時伴隨對自身特權的罪惡感（「念此私自愧，盡日不能忘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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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徵性表達大師
善用具體意象承載抽象社會批判（如《紅線毯》以奢侈品生產暗諷官僚腐敗），符合Ni功能將深層意義濃縮於符號的特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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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用主義的適應策略
在杭州刺史任內修築湖堤等務實政績，顯示第三功能Ti協助其調合理想與現實限制；晚年「中隱」理念更是Fe理想受挫後的功能性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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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外矛盾的持續張力
早期激進批判與後期佛道避世形成明顯行為斷裂，實為INFJ在理想與現實衝突中典型的功能代償模式（Ni-Fe轉向Ni-Ti）
九型人格分析
白居易展現出九型人格1號（完美主義者）的典型特質
追求正直、公正與理想世界的實現，避免犯錯或道德瑕疵，以詩文作為匡正時弊的工具。
1號（完美主義者）特質體現
- 強烈的道德批判：〈賣炭翁〉、〈秦中吟〉等詩作直指官吏腐敗與民生疾苦，體現對不公的憤怒與改革欲望
- 秩序與規範的推崇：任職翰林學士、杭州刺史期間推動水利工程與行政改革，強調制度與責任
- 內在自我審查：晚年詩文中多次反思早年激進立場，如「世事漸多饒悵望」流露對理想未達的挫敗感
- 藝術表達中的情感深度：〈長恨歌〉、〈琵琶行〉融合對命運的悲憫與個人情感共鳴，顯示第四型側翼特質
完美主義者
白居易展現出強烈的道德信念、對社會不公的批判精神，以及追求理想秩序的特質，符合第一型人格的核心特徵。他同時具有第四型（個人主義者）的藝術敏感與情感深度，形成「1w9」或帶有第四型側翼的複雜表現。
大五人格特質
白居易的五大性格維度得分與解析
開放性（Openness）: 90分
高文學創新意識強烈，推動新樂府運動，題材廣泛涉及政治、民俗、哲學，晚年接受佛教思想
盡責性（Conscientiousness）: 65分
中等任官期間恪守職責且推行惠民政策，但政治挫折後逐漸疏離官僚體系，轉向個人修養
外向性（Extraversion）: 55分
中等善於社交應酬與詩友唱和（如元稹、劉禹錫），但晚年傾向獨處洛陽香山寺，減少公開活動
親和性（Agreeableness）: 80分
高詩作中充滿對平民的共情（如〈觀刈麥〉），主張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的社會關懷
神經質（Neuroticism）: 40分
低早年因諫言被貶後情緒波動較明顯，但後期通過佛教修行與閒適詩創作達到情緒平衡
核心行為模式
白居易的行為模式呈現從積極入世到避世內省的明顯轉變，核心驅動力為道德理想主義與現實挫敗間的調適。
社會批判與改革實踐
早期以新樂府詩為政治工具，直言進諫憲宗皇帝，任地方官時修築西湖白堤改善民生，體現實踐理想的行動力
挫折後的策略性退避
被貶江州司馬後逐漸遠離權力中心，以「中隱」 philosophy 平衡仕途與自我保護，晚年詩文聚焦閒適與佛教修行
文學作為情感載體
持續通過詩歌記錄心路歷程（如〈與元九書〉自我剖析創作理念），建立文人社群影響力以替代政治話語權
最終評估
白居易分析基於白居易詩文、歷史記載及學術研究，綜合其生涯軌跡與作品主題驗證人格特質。
白居易的人格特質可從其超過2800首存世詩文及《舊唐書》等史料獲得驗證。
早期〈新樂府〉系列展現典型第一型人格的道德憤怒與改革訴求，如〈重賦〉批判稅制腐敗，與其任左拾遺時頻繁進諫的行為高度一致。
中年被貶後詩風轉向內省（如〈琵琶行〉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），反映大五人格中開放性與親和性驅動的情感表達，同時神經質分數下降契合其晚年修佛的情緒調節。
爭議點在於其「兼濟天下」與「獨善其身」的矛盾：學者宇文所安指出這實為唐代文人的生存策略，而非單純性格變異。
其九型1型核心動機始終貫穿生涯，僅因政治環境壓力調整外在行為模式，佐證其人格結構的穩定性與情境適應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