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簡介
杜甫（712年—770年），字子美，自號少陵野老，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，與李白合稱「李杜」，被後世尊為「詩聖」。其詩作因其深刻反映時代動盪與民間疾苦，被譽為「詩史」。本報告摒除現代心理學直接應用於古人的不嚴謹性，轉而透過其流傳至今的詩歌作品、歷史傳記記載（如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）及學術界普遍認可的行為事件，系統性分析其主導人格特質、認知模式與行為動機，還原一位INFJ型人格的文學巨匠如何以其獨特的內心世界觀照並記錄了一個時代。
MBTI性格分析
杜甫的性格類型為INFJ，即「提倡者」類型， 基於歷史文獻與詩作的心理類型學解構
性格維度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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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向 (I) / 外向 (E) 顯著內向傾向
杜甫雖有社交與仕途追求，但其能量明顯源自內心世界。他的詩作是其內省過程的深刻記錄（如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），充滿對自我價值、命運與宇宙的沉思。與李白的豪放外顯相比，杜甫更沉靜、內斂，專注於內在情感與思想的深度挖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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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感 (S) / 直覺 (N) 顯著直覺傾向
杜甫雖以描寫現實細節的「詩史」聞名，但其偉大之處在於能透過具體的社會現象（如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），直覺地洞察其背後的深層社會矛盾、歷史規律與人性本質。他的作品充滿對國家未來命運的憂慮（預見性）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，這遠超於單純記錄感官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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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 (T) / 情感 (F) 顯著情感傾向
杜甫的詩作充滿強烈的情感驅動力，其核心是對蒼生百姓的深切同情與博愛（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）。他的道德判斷和決策基於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和諧性，而非冷冰冰的邏輯分析。他對不公的憤怒、對離別的哀傷，皆源於其深刻的外向情感（Fe）功能，渴望社會和諧與人類福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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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 (J) / 感知 (P) 中度判斷傾向
杜甫一生抱有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」的強烈政治理想與人生計劃，並為之持續努力（如多次獻賦求官），這顯示出其生活態度的計劃性和目的性（J）。然而，動亂時代使其後半生流離失所，計劃屢屢受挫，在行為上表現出較多的適應性（P），但這並未改變其內心堅守的價值體系和追求目標的執著。
INFJ核心特質體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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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
這是杜甫最核心的特質。他將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、百姓疾苦緊密相連，其情感跨越了個人範疇，昇華為一種對普遍人類苦難的深沉悲憫與博大關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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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度敏銳的社會觀察者
他擁有將宏觀時代脈動與微觀生活細節結合的非凡能力，其詩作如同一面鏡子，鉅細靡遺地反映了盛唐轉衰的社會百態，具有極高的歷史真實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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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守理想的道德主義者
儘管自身窮困潦倒，他始終堅守儒家仁政愛民、匡扶社稷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抱負，這種堅守是其對抗現實苦難的精神支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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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省而複雜的深刻思想家
他的詩歌不僅記錄外部世界，更是持續不斷的自我剖析、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以及對藝術表現形式的極致追求，展現了複雜深邃的內心圖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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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層共情的連接者
他能夠深切地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情緒，並將這種感受轉化為極具感染力的藝術語言，使讀者在千年後仍能與詩中人物同喜同悲。
九型人格分析
杜甫展現出九型人格6號（忠誠型）的典型特質
其核心動機在於對穩定、安全與歸屬感的深切渴望，並透過對信念（如儒家仁政思想）的絕對忠誠來對抗內在的焦慮與外在的不確定性。
6號（忠誠型）特質體現
- 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：將詩歌視為『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』的載體，記錄時代苦難，為民請命。
- 對危機的預見與警覺：在安史之亂前便寫下《兵車行》、《麗人行》等作品，預示社會動盪。
- 忠於理想與權威（明君）：即便自身顛沛流離，仍始終心繫朝廷與君主，體現『一飯未嘗忘君』的忠誠。
- 矛盾性：既有依附體系（求官）以獲安全的一面，又有批判體系不公（三吏、三別）的勇氣，這是第六型『反恐懼』（counter-phobic）的表現。
- 社群導向：重視家庭、朋友（如李白）等親密關係，在困境中相互扶持，尋求集體歸屬。
忠誠型
杜甫的人格特質強烈體現出第六型「忠誠型」的典型特徵：尋求安全、忠於理想、富責任感，並對潛在危機保持高度警覺。
大五人格特質
杜甫的五大性格維度得分與解析
開放性（Openness to Experience）: 90分
極高極富想像力與洞察力，開創『詩史』體裁，藝術手法創新，對情感和社會現象有極深的體悟與表達。
盡責性（Conscientiousness）: 85分
很高對其文學使命與社會責任展現出極高的執著、自律與責任感，一生孜孜不倦地創作。
外向性（Extraversion）: 55分
中等樂於與知交好友（如李白、高適）深入交往，但整體能量更傾向內省與觀察，而非廣泛的社交活動。
宜人性（Agreeableness）: 75分
高心懷悲憫，關懷百姓疾苦（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），對朋友家人感情深摯。但其對社會不公的批判性顯示其宜人性中包含原則性而非一味順從。
神經質（Neuroticism）: 40分
低儘管一生歷經磨難，但其情感雖深沉憂鬱卻不失穩健，並能將個人情緒昇華為深刻的藝術創作，而非陷入崩潰，展現出極強的情感韌性。
核心行為模式
杜甫的核心行為模式圍繞著其作為『詩聖』與『社會觀察者』的雙重身份，展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、道德使命感與深層的情感聯結。
現實主義的社會記錄者
其行為以密切觀察並真實記錄社會現實為導向。從早期《兵車行》到戰亂中的『三吏』、『三別』，其詩歌成為反映時代苦難的『詩史』，行為動機源於對社會真相的深刻關切。
儒家士大夫的使命驅動
其求官、諫言、乃至於詩歌創作，均深受儒家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』理想驅動。即便失意時，其行為仍體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與道德勸誡意圖。
情感深摯的人際聯結
對家人（《月夜》）、友人（《夢李白》）、甚至普通百姓都投入極深的情感。其行為不僅是觀察，更是深度的共情與關懷，將個人命運與他人緊密相連。
苦難中的創作昇華
面對個人與時代的逆境，其核心行為模式是將痛苦、憂慮與憤怒轉化為高度藝術性的文學創作，以此作為理解世界、表達自我和尋求意義的根本方式。
最終評估
杜甫本分析基於杜甫流傳至今的約一千五百首詩作、歷史傳記（如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本傳）及歷代學術研究共識。
杜甫的人格畫像清晰地呈現出一位第六型（忠誠型）的儒家士大夫與文學巨匠。
其核心動機是對儒家理想秩序與國家安定的忠誠，這驅動了他求仕、諫諍及以詩記史的行為。
大五人格高分值的開放性（O:90）與盡責性（C:85）為其開創『詩史』與堅守使命提供了特質基礎，而较低的神经质（N:40）則解釋了其何以在巨大個人苦難中保持情感韌性與創作產出。
其行為中的矛盾點（如既忠君又批判）可從第六型對安全感的尋求及『反恐懼』特質來理解：他批判的是偏離正道的權威，以維護其心中真正的理想秩序。
大量詩作證據，如早期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對社會矛盾的揭露，戰亂中對百姓疾苦的細緻刻畫（《石壕吏》），以及晚年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所體現的利他主義，共同支持了其高度宜人性（A:75）與關懷特質。
總體而言，杜甫是將其人格深層的焦慮與忠誠，透過極高的藝術創造力，轉化為對人類苦難的深刻共情與不朽記錄的典範。